贞观政要文言文翻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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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征，巨鹿人，后来搬家到相州内黄。武德末年，担任太子洗马。见太宗和太子李建成暗中争夺帝位，多次劝李建成早作计划，除去太宗。李建成被诛杀后，太宗召见魏征，斥责他说：“你挑拨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，为的是什么？”大家都替魏征担心，魏征却神情自若，从容地回答：“皇太子如果听我的话，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！”太宗一听这话，马上改变态度，对魏征以礼相待，异常敬重，提任他为谏议大夫，曾多次召他入寝宫，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。

魏征怀有治理国家的才干，性情刚直不阿，不屈不挠。太宗每次和他谈话，没有哪次不满心欢喜。魏征也庆幸遇到了解自己的国君，竭尽全力为太宗效忠。太宗抚慰魏征说：“你所劝谏我的，前后共有二百多件事，都很符合我的心意。如果不是你忠诚为国，怎能这样？”

贞观三年(629)，经过多次升迁，魏征担任秘书监，参与管理朝政。魏征深谋远虑，对治理国家有很多重大的贡献。太宗曾对他说：“你曾有比射中齐桓公带钩更大的罪错，我信任你胜过齐桓公信任管仲，近代君臣之间互相信任，有像我和你这样的吗？”

贞观六年(632)，太宗驾临九成宫，宴请亲近的大臣，长孙无忌说：“王、魏征以前事奉过李建成，我看见他们就像见到仇人一样，想不到今天会与他们出席同一个宴会。”太宗说：“魏征以前确实是我的仇敌，但他尽心事奉他的主人，有值得赞扬的地方。我能提拔重用他，和古代圣贤相比，也不觉得惭愧。魏征每次都能犯颜直谏，不许我做错事，这是我器重他的原因。”魏征向太宗拜了两拜，说：“陛下引导我进谏言，所以我才敢直言进谏，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规谏，我还怎么敢违逆陛下，触犯忌讳呢？”太宗听了非常高兴，赐给魏征和长孙无忌各十五万钱。

贞观七年(633)，魏征取代王担任侍中，官爵多次加封，最后封为郑国公。不久，他以生病为理由，上表请求辞职，请求改任有官职而无实权的散官。太宗说：“我把你从仇敌中提拔起来，委任你担当朝廷要职。你每次见到我有不对的地方，没有不加以劝谏的。你没有见过矿石中未曾提炼的金子吗？它有什么可宝贵的呢？只有经过冶炼，锻造成金器，它才被人珍视。我就好比是矿石中的金子，你就是从矿石中把金子提炼出来并锻造成器的能工巧匠。你虽说有病在身，但并不算衰老，怎能就这么辞职呢？”

魏征只好作罢。后来魏征又坚决要求辞职，太宗只好听从他的意见,免去他侍中的职务，改授特进（散官），仍然主持门下省事务。

贞观十二年(638)，因为皇孙诞生，太宗大宴群臣。太宗极为高兴，对群臣说：“贞观以前，跟随我平定天下，历尽艰险的，房玄龄功劳最大，没有人比得上。贞观以后，全心全意，竭尽忠诚，安国历利民，使我能成就今日的功业，被天下人所称颂的，就只有魏征一个人了。

古代的名臣，怎能超过他们呢？”于是，太宗亲手解下身上的佩刀，赐给魏征和房玄龄。

后来被废为庶人的李承乾，在东宫不修养德行，魏王李泰日益受太宗宠爱，朝廷内外官员议论纷纷，疑心要更换太子。太宗听说后非常不高兴，对身边的大臣们说：“当今的朝廷，论忠诚正直，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魏征，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，用来断绝天下人的猜疑。”

贞观十七年(643)，随即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，仍然主持门下省事务。魏征对太宗说自己有病。太宗说：“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，必须有师傅教导。因此，要选择公正无私的人做他的辅佐。我知道你患病，你可以躺在床上教导他。”于是魏征才接受太子太师的职务。不久魏征就得了急病。魏征住的宅院内原来没有正堂，太宗当时正打算建造一个小宫殿，于是就停建小宫殿，用这些建筑材料为魏征盖正堂，五天就竣工了。他还派宫中使节赐给魏征布被和素色的褥子，以顺应他朴素的生活习惯。过了几天，魏征就去世了。太宗亲自到魏征灵堂恸哭，追封他为司空，谥号“文贞”。太宗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，并亲笔书写在石碑上。特别赐封魏征家属食邑九百户。

太宗后来对身边的大臣们说：“用铜来做镜子，可以端正衣帽；用历史做镜子，可以知道朝代的兴亡更替；用人来做镜子，可以明白自己的是非对错。我经常保有这三面镜子，用来防止自己的过失。如今魏征去世，我损失了一面镜子啊！”并因此流泪很久。于是太宗下诏说：“以前只有魏征每每指出我的过失。自从他死后，我虽有过失，也没有人指出了。难道我仅仅以前有错，如今做事都对吗？显然是臣子们对我苟且顺从，不敢触犯龙鳞而已！因此我虚心征求他人意见，用以扫除迷惑，反省自身。就是所提意见不管用，我心里也是高兴的。如果我明明能接纳规谏，你们却不进言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？从此以后，大家都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如果我有做错的地方，请直言指出，不要隐瞒。”

贞观政要?卷十?论行幸原文及翻译,贞观政要?卷十?论行幸原文及翻译

?　贞观政要·卷六·论贪鄙原文及翻译

　卷六·论贪鄙

　作者：吴兢

　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人有明珠，莫不贵重。若以弹雀，岂非可惜?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，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，径即受纳，乃是不惜性命。明珠是身外之物，尚不可弹雀，何况性命之重，乃以博财物耶?群臣若能备尽忠直，益国利人，则官爵立至。皆不能以此道求荣，遂妄受财物，赃贿既露，其身亦殒，实可为笑。帝王亦然。恣情放逸，劳役无度，信任群小，疏远忠正，有一于此，岂不灭亡?隋炀帝奢侈自贤，身死匹夫之手，亦为可笑。”

　贞观二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。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，禄秩优厚，一年所得，其数自多。若受人财贿，不过数万。一朝彰露，禄秩削夺，此岂是解爱财物?规小得而大失者也。昔公仪休性嗜鱼，而不受人鱼，其鱼长存。且为主贪，必丧其国;为臣贪，必亡其身。《诗》云：‘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’固非谬言也。昔秦惠王欲伐蜀，不知其径，乃刻五石牛，置金其后，蜀人见之，以为牛能便金。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，道成。秦师随而伐之，蜀国遂亡。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，事觉自死。如此之流，何可胜记!朕今以蜀王为元龟，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。

　贞观四年，太宗谓公卿曰：“朕终日孜孜，非但忧怜百姓，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。天非不高，地非不厚，朕常兢兢业业，以畏天地。卿等若能小心奉法，常如朕畏天地，非但百姓安宁，自身常得欢乐。古人云：‘贤者多财损其志，愚者多财生其过。’此言可为深诫。若徇私贪浊，非止坏公法，损百姓，纵事未发闻，中心岂不常惧?恐惧既多，亦有因而致死。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，以害及身命，使子孙每怀愧耻耶?卿等宜深思此言。”

　贞观六年，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，违法取驿家麸数石。太宗赐其麸，令自负出以耻之。

　贞观十年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：“宣、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，采之极是利益，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。”太宗曰：“朕贵为天子，是事无所少之。惟须纳嘉言，进善事，有益于百姓者。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，何如得一有才行人?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，又不能按举不法，震肃权豪，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。昔尧、舜抵璧于山林，投珠于渊谷，由是崇名美号，见称千载。后汉桓、灵二帝好利贱义，为近代庸暗之主。卿遂欲将我比桓、灵耶?”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。

　贞观十六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古人云‘鸟栖于林，犹恐其不高，复巢于木末;鱼藏于水，犹恐其不深，复穴于窟下。然而为人所获者，皆由贪饵故也。’今人臣受任，居高位，食厚禄，当须履忠正，蹈公清，则无灾害，长守富贵矣。古人云：‘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。’然陷其身者，皆为贪冒财利，与夫鱼鸟何以异哉?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。”

　译文

　作者：佚名

　贞观初年，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：“人们手中有一颗明珠，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，如果拿去弹射鸟雀，这难道不是很可惜吗?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珍贵，见到金银钱帛不惧怕法律的惩罚，立即直接收受，这就是不爱惜性命。明珠是身外之物，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，何况更加珍贵的性命，怎么能用它来换取财物呢?群臣如果能够全力竭尽忠诚正直，有益于国家，利于百姓，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以得到。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，随便就收受财物。赃物贿赂暴露以后，自身也将受到损害，确实是可笑的。帝王也是这样，任性放纵，无限度地征用劳役，信任小人，疏远忠诚正直的人，犯有其中一件事，岂能不灭亡?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贤能，自身死在一介匹夫手里，也是很可笑的。”

　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我曾经说过，贪婪的人不知道如何爱惜财物。像五品以上的官员，他们高官厚禄，一年所得的财物，数目非常大。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，数目不过几万。然而，一旦丑行暴露，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，这样做，哪里是爱惜钱财呢?他们是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。过去，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，但从不接受别人进献的鱼，因此他得以长期享受鱼的美味。国君贪婪，必定亡国，臣子贪婪，必定丧命。《诗经》上写道：‘大风刮得迅猛，贪心的人败坏家族。’所言不虚啊!过去，秦惠王要攻打蜀国，但不熟悉蜀国的道路，于是，他叫人刻了五斗石牛，并把金子放在石头身后。蜀国人看见了，以为石牛可以屙金子。蜀王便叫五个大力士把石牛拖到蜀国去，由秦入蜀的道路就这样开辟出来了。于是，秦国大军尾随而至，灭掉了蜀国。汉代，大司农田延年接受贿赂三千万，事发他自杀身亡。这样的例子，不胜枚举。我现在以蜀王为警戒，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前车之鉴。”

　贞观四年，太宗对公卿说：“朕整天都不敢懈怠，不但忧念爱惜百姓，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。天非不高，地非不厚，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。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，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，这样不但百姓安宁，自己也可常得快乐。古人说：‘贤者多财损其志，愚者多财生其过。’这话可以深以为戒。如果徇私贪污，不但是破坏国法，伤害百姓，即使事情没有败露，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?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。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，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呢?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。”

　贞观六年，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，他在驿站人家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。唐太宗知道后，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，让他自己背出宫，以此来羞辱他。

　贞观十年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：“宣州、饶州的大山里埋藏有银矿，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，可获得极大的收益，每年可向朝廷上缴钱数百万贯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我贵为天子，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，现在，我需要的只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，推行善事。国家增加数百万的收益，又有什么用呢?你不推举贤能，表彰善事，也不揭发奸邪之人，肃清豪强，只知道上奏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。过去，尧舜把美玉扔进山林，把宝珠沉没于深渊，赢得了高尚的美名，流芳千古。后汉时，桓帝、灵帝重利轻义，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。你这样做，是要把我与桓帝、灵帝相比吗?”就在这一天，他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。

　贞观十六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：“古人说：‘飞鸟栖息于树林，唯恐树木不高，所以筑巢于树木的顶端;鱼藏于水中，唯恐水不深，所以穴居于水底洞穴中。然而能被人们所捕获的，都是因为贪饵的缘故。’现在大臣受任命，居高位，食厚禄，应当要履行忠诚正直，遵循清廉无私，这样才能没有灾祸，长守富贵啊!古人说：‘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。’那些以身试法的，都是因为贪图财利，这与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?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，作为借鉴和告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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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贞观政要·卷十·论行幸原文及翻译

　卷十·论行幸

　作者：吴兢

　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隋炀帝广造宫室，以肆行幸。自西京至东都，离宫别馆，相望道次，乃至并州、涿郡，无不悉然。驰道皆广数百步，种树以饰其傍。人力不堪，相聚为贼。逮至末年，尺土一人，非复己有。以此观之，广宫室，好行幸，竟有何益?此皆朕耳所闻，目所见，深以自诫。故不敢轻用人力，惟令百姓安静，不有怨叛而已。”

　贞观十一年，太宗幸洛阳宫，泛舟于积翠池，顾谓侍臣曰：“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，所谓驱役生民，穷此雕丽，复不能守此一都，以万民为虑。好行幸不息，民所不堪。昔诗人云：‘何草不黄?何日不行?’‘小东大东，杼轴其空。’正谓此也。遂使天下怨叛，身死国灭，今其宫苑尽为我有。隋氏倾覆者，岂惟其君无道，亦由股肱无良。如宇文述、虞世基、裴蕴之徒，居高官，食厚禄，受人委任，惟行谄佞，蔽塞聪明，欲令其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”司空长孙无忌奏言：“隋氏之亡，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，臣则苟欲自全，左右有过，初不纠举，寇盗滋蔓，亦不实陈。据此，即不惟天道，实由君臣不相匡弼。”太宗曰：“朕与卿等承其余弊，惟须弘道移风，使万世永赖矣。”

　贞观十三年，太宗谓魏征等曰：“隋炀帝承文帝余业，海内殷阜，若能常处关中，岂有倾败?遂不顾百姓，行幸无期，径往江都，不纳董纯、崔象等谏诤，身戮国灭，为天下笑。虽复帝祚长短，委以玄天，而福善祸*，亦由人事。朕每思之，若欲君臣长久，国无危败，君有违失，臣须极言。朕闻卿等规谏，纵不能当时即从，再三思审，必择善而用之。”

　贞观十二年，太宗东巡狩，将入洛，次于显仁宫，宫苑官司多被责罚。侍中魏征进言曰：“陛下今幸洛州，为是旧征行处，庶其安定，故欲加恩故老。城郭之民未蒙德惠，官司苑监多及罪辜，或以供奉之物不精，又以不为献食。此则不思止足，志在奢靡，既乖行幸本心，何以副百姓所望?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，献食不多，则有威罚。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，竞为无限，遂至灭亡。此非载籍所闻，陛下目所亲见。为其无道，故天命陛下代之。当战战栗栗，每事省约，参踪前列，昭训子孙，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?陛下若以为足，今日不啻足矣;若以为不足，万倍于此，亦不足也。”太宗大惊曰：“非公，朕不闻此言。自今已后，庶几无如此事。”

　译文

　作者：佚名

　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隋炀帝大肆营建宫室，以便纵情游乐，从西京到东都，沿途离宫别馆随处可见，并州、涿郡，也无不如此。驰道有几百步宽，两边还种上树作为装饰。百姓无力承担徭役和劳役的重负，相继起来反抗。到了隋朝末年，隋炀帝已经众叛亲离，连一尺土地、一个百姓，都不再属于他了。这样看来，多营宫室，喜爱游乐，有什么好处呢?隋朝从兴到亡我都经历过，这些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事，这样的教训，应该深以为诫啊!因此，我不敢随便动用人力，只想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不要发生叛乱才好。”

　贞观十一年，唐太宗到洛阳宫，在积翠池上泛舟，环顾身边的侍臣说：“这里的宫苑、台榭都曾是隋炀帝建造的，他生前驱使万民，为他修筑精雕细刻的宫室，丝毫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，并且他还喜好到各地巡游玩乐。耗资巨大，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?《诗经》云：‘哪里的草不枯黄，哪一天不赶路啊?’‘远远近近东方国，织布机上都空空。’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啊。隋炀帝的荒*导致天下人的怨恨和叛乱，最后落得国破家亡，现在，他的宫殿完全归我所有了。隋代灭亡的原因，难道只是因为君王无道吗?其实他的臣子们也不忠良。像宇文述、虞世基、裴蕴这些人，他们身居高位，享受着丰厚的俸禄，被皇帝委以重任，但他们只知道行小人谄媚之事，扰乱视听。这样要使朝廷不危亡，怎么可能呢?”司空长孙无忌上书说：“隋代灭亡的原因在于君王杜绝忠言，臣子苟且偷生，上下都有过失。开始不纠偏改过，后来反叛势力日渐猖獗，也没人敢把实情说出来。因此，隋朝灭亡不在天意，而是君臣之间不相互扶持所致啊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我和各位大臣是在隋末天下大乱之后得到江山的，因此我们应该弘扬大道、移风易俗，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。”

　贞观十三年，唐太宗对魏徵等大臣说：“隋炀帝在继承隋文帝基业的时候，海内升平，如果他能长期住在关中，怎么可能遭致灭亡呢?可是后来他不顾百姓的疾苦，到各地去行幸巡游，没有归期。最后索性住在江都，不听从董纯、崔象等大臣的忠言，最终不仅自己死于叛臣之手，也断送了江山社稷，还留下笑柄让世人感叹评说。虽然帝运的长短，是天意决定的，但是祸福善恶，也在于人事。我每每想到这些，都认为若要国家太平，君臣相安无事，君主一旦有了过失，臣子就一定要直言不讳地指出来。我对你们提出的意见，虽然不能当时就采纳，但在我反复思考之后，必定会选择好的意见加以采纳。”

　贞观十二年，唐太宗东巡，即将进入洛阳，下榻在显仁宫，宫里的侍从因为侍候不周，受到很多责罚。对此，侍中魏徵向唐太宗进谏，说：“陛下如今到洛阳，是因为以前在战争期间这里遭到了祸殃，陛下希望这里获得安宁，所以对洛阳的百姓施以特别的恩惠。但事到如今，这里的百姓非但没得到眷顾，相反，显仁宫的侍从还受到了很多无辜的责罚。他们有的是因为进献的物品不精致，或者因为食物不甘美而受罚。这可能是因为陛下不知足，太奢侈造成的。这样做不仅违背了巡游的初衷，也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。过去，隋炀帝命令下人多多进献食物，只要食物不丰美，就要受到责罚。上面有什么样的喜好，下面必定会加倍效仿，这样下去，人就会变得贪得无厌，最后走向灭亡。这不只是史书所载，也是陛下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的。正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，所以上天才委派你来代替他。陛下应当战战兢兢，凡事从俭，以前人的风范为楷模，来告诫子孙后代。如果陛下意足了，那么现在就能感到满意，反之，即使比现在好过千倍万倍，也不会感到满足的。”唐太宗听后大惊失色，说：“没有你，我绝不会听到这样的诤言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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