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正无私的历史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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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王旦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，是真宗朝执政时间最长的宰相，天下称为“贤相”。其为人宽厚大度，处事谨慎，治家严谨，对子女要求严格，家风俭朴，不置私产，在做人与治家上为后人做出了榜样；为政廉洁自律，深谋远虑，推贤进士，知人善任，忠心为国，公而无私，不以权为子女谋私利，为稳定北宋局势做出了贡献，同样值得我们学习。

关键词：王旦 宽厚 谨慎 廉洁

王旦（957—1017），宋大名莘县（今属山东）人，字子明。其父王佑为太祖、太宗时名臣，有很高的威望。王旦幼时性格内向，沉默寡言，好学上进，善著文辞，深得其父器重。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进士及第，为大理评事，知平江县。后回京师为著作佐郎，预编《文苑精华·诗类》。淳化二年（991）累迁知制诰。历任同判吏部流内铨，知考课院，理检院等。真宗即位后，擢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，通进银台封驳司。咸平三年(1000)同知枢密院事，逾年，为参知政事。景德三年（1006)拜相，监修两朝国史。天禧元年(1017）去世，享年六十一岁。

澶渊之盟以后，“契丹修和，西夏誓守故地，二边兵罢不用”。[1]北宋与周边的关系缓和下来，长期对外征战的局面已经结束，这样为经济的恢复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会。而天下太平，上意浸满，王钦若、丁谓等怂恿皇上，大兴神仙土木祷祠之事。王旦提出“祖宗之法具在，务行故事，慎所变改”。从而规劝皇帝，控制其过度偏离正常的统治轨道。目的是要减轻人民的负担，维持社会的稳定，巩固北宋王朝，建立起长期统治的局面。身为宰相的王旦，在执行这一大政方针时，身体力行，克尽职守，赢得了真宗的信赖。“帝久益信之，言无不听，凡大臣所请，必曰：‘王旦以为如何？’”

王旦任宰相11年，为政清廉，处事谨慎，善断大事，为人宽厚，以德服人，顾全大局，备受当时人们尊敬和赞誉。其德操修养与人格魅力仍令今人叹服。其为政之道及廉洁自律，忠心为国、公而无私的品质仍值得我们今天的官员学习和借鉴。

2. 南宋荆湖南路转运使、知潭州真德秀，曾以四事劝勉同僚，这四事是：“律己以廉、抚民以仁、存心以公、莅事以勤。”就是官员本身要清廉，不贪污受贿；对百姓要有仁爱慈悲之心，体察民情，为民造福；处事要公正无私，不阿附权贵，不虐待百姓；办事要勤奋，不懒惰，不懈怠。宋人吕本中则说过：“当官之法，唯为三事：曰清，曰慎，曰勤。”对清、慎、勤三事，明清时代的官员、学者多有论列，清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书写“清、慎、勤”三字，刻石印刷，赐给各位大臣，作为做官的准则。综合起来，所谓清官，应该做到“清”、“仁”、“公”、“勤”。在这四个方面，包拯都做得比较好，因此可以称之为清官的典范。

（一）清正廉洁，节俭朴素

首先，包拯一生清正廉洁，从不贪污受贿。如康定元年（1040），他升任知端州（今广东肇庆市）。端州有一种全国著名的特产——端砚。笔、墨、纸、砚合称为文房四宝，而湖笔、徽墨、宣纸、端砚被称之为四宝之最。端砚石质坚实温润，纹理细密，发墨快而不干涸，书写流利生辉，从唐代起就享有盛名，成为供朝廷享用的贡品。到宋代，朝野上下更是视端砚为珍宝。包拯以前的端州知州，往往在贡砚的数额之外，加征数十倍的端砚，用以贿赂朝中权贵，作为升官发财的“敲门砖”。包拯上任之后，只按上贡数额征收，不加重砚工的负担，不去贿赂权贵。他十分喜欢书法，南宋人刘克庄称包拯“笔法端劲，翰墨间风流蕴藉”。他在端州任职将近三年，离任入朝时，竟然连一块端砚也未带走，其律己是何等的廉洁！正如明人于谦所说：“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

要做到清正廉洁，必须生活节俭，节俭方能养廉，奢侈必然导致贪污。包公正是如此。宋朝《两朝国史·包拯传》记载，包拯“居家俭约，衣服、器用、饮食，虽贵，如初宦时。”就是说：他家里生活勤俭节约，虽然后来官至三司使、枢密副使，相当于副宰相，但是其穿的、用的、吃的，仍然和刚做官任天长县知县时一样俭朴。其夫人董氏的《墓志铭》也记载：“孝肃渐贵，夫人与公终日相对，亡声伎珍怪之玩，素风泊然。”宋代达官贵人素有蓄养歌伎之风，而包拯闲暇时只与夫人对谈，而无声色狗马之类的娱乐。

他对贪官污吏十分憎恶，曾在《乞不用赃吏》疏中说：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。……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，不从轻贷，并依条施行；纵遇大赦，更不录用，或所犯若轻者，只得授副使、上佐。”意思是说，清廉是人民的表率，贪污则是危害人民的盗贼。对于贪赃枉法者，要严惩不贷，并且永不录用。

他不但自身廉洁，而且制定了一条“家训”，劝诫子孙将来永远清廉。这则家训说：“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仰工刊石，竖于堂屋东壁，以诏后世。”就是说，后世子孙当官有犯贪污罪的，活着不准放回包氏家族，死后不准归葬包家的祖坟茔地。也就是宣布开除包氏的族籍，不承认他们是包拯的后代。这则家训真是独特而严厉。史书记载包拯子孙如其子包绶、其孙包永年等，也都一直恪守家训，居官清廉，深受世人的称赞。《包公（绶）墓志铭》载：“公既终，发遗箧，诰轴、著述外，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。益知公生平清苦守节，廉白是务，遗外声利，罕有伦比。孝肃以清白劲正光于青史，公可谓能克家者，孝肃之风，至于公而益炽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包绶死后，箱箧中除了官诰、著述之外，没有分文钱财。包拯的清正廉洁之风，到其子包绶时，更加发扬光大了。

（二）兴利除弊，为民造福 清廉是对一个官员的起码要求。而做官仅仅自身清廉是远远不够的。明代思想家吕坤说：“设官正为要兴利除害、转危为安耳。设廉静寡欲，分毫无损害于民，而万事废弛，分毫无益于民，也逃不得‘尸位素餐’四字。”意思是说，做官只是自身清廉，而不能兴利除弊，造福人民，仍然逃不掉“尸位素餐”四字，也就仍然是“白吃干饭”的。清人谢金銮进一步说：“做官须替百姓办事，方为称职。若说我不要钱，便可自问无愧，则州邑各有城隍神像，峨冠正容，终日端坐，已极廉静，可以不设官府矣。”也就是说，做官不替百姓办事，还不如不设官呢！

包拯不但自身清廉，而且所到之处，都深入体察民情，兴利除弊，为百姓做好事。例如他知端州时，发现老百姓由于饮用江水，身体多病，他就发动群众，在端州城内打了七眼水井。百姓改饮井水，健康状况大为改善。这些井被称为“包公井”，有的至今尚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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